去年百达翡丽180周年纪念的时候，《百达翡丽传记》又推出了五种语言版本，十分厚重的一本传记，耗费了将近两千大洋。在这本书中，百达翡丽将近两个世纪的故事跌宕起伏，最终成就了一代表王。《百达翡丽传记》首次公布了大量来自百达翡丽档案馆的珍贵图片资料，那段悠悠岁月变得清晰明朗起来。
《百达翡丽传记》第一次推出是在2016年，作者尼克·福克斯出过20多本已经出版的著作，同时也是各大杂志的特约编辑，他本来打算通过4万字左右来书写百达翡丽的历史，但是情况失控，最终出来的版本比原先预算的还有厚两倍。
百达翡丽最著名的一句广告词是：没人能拥有百达翡丽，只不过为下一代保管而已。百达翡丽，人称表王，制表界里的蓝血贵族，是很多表友梦寐以求的腕表。百达翡丽为何能成为“表中之王”？在将近两个世纪的历史中，它并非是一帆风顺的，甚至曾经历几乎覆灭的困境，但最终在黑暗中涅槃而生，在这本书中，我们找到了答案。
百达翡丽从最开始的诞生便遭遇不少的波折。
百达翡丽的创始人是安东尼·百达（Antoine Norbert de Patek），当年还是波兰战士安东尼·百达（Antoine Norbert de Patek）因为战争的原因流亡日内瓦，正是在日内瓦的这段时间，他爱上了钟表。在政治和军事上屡遭挫折的百达，捉住了工业革命的契机。1839年5月，百达和第一位合伙人——费朗索瓦·沙柏（Francois Czapek）共同创办了一家小型制表公司。毫无疑问，费朗索瓦·沙柏（Francois Czapek）在钟表上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，负责组装钟表，百达负责商务方面，在最开始的时候，钟表主要卖给了波兰人以及日内瓦当地的人们。
百达和费朗索瓦·沙柏（Francois Czapek）合作了六年，两人的关系就到头了。费朗索瓦·沙柏（Francois Czapek）喜欢花天酒地，公司的资金周转一度出现问题。在和费朗索瓦·沙柏（Francois Czapek）合作的第五个年头，百达在巴黎认识了制表师尚·阿德里安·翡丽（Jean-Adrien Philippe），于是开始谋划与尚·阿德里安·翡丽（Jean-Adrien Philippe）进行合作。
作为一位商人，百达无疑拥有惊人的目光，不管是和翡丽的合作，还是后来对于美国市场的拓展。当时的翡丽正在研究一种有效的无匙上弦系统，这是19世纪制表业重要的目标之一。翡丽采用了精巧的系统，这样就可以通过同一个表冠来进行上弦和设定时间，大家是不是对于这个发明很耳熟？然后在当时，这个系统并没有得到法国钟表制造厂商的认同，相反，百达看到了这项发明的潜力。
百达翡丽成为“表王”的第一步，离不开百达骨子里的大胆、优秀企业家必备的长远目光，以及翡丽在制表领域上的天赋和成就。
百达翡丽在诞生之后的几十年，已经在世界打出了名声。19世纪末，百达翡丽备受收藏家们的喜爱，为拥有雄厚财力的美国收藏家以及国王制造“孤品”。
但是，辉煌过后的危机，悄然而至，这一黑暗的时期，对于百达翡丽后期的发展非常重要。1929年，经济寒冬到来，华尔街的股票崩盘震动了远在日内瓦的百达翡丽总部，美国和巴西市场的崩溃带来巨大的影响。百达翡丽因为经济危机暴露了弱点，在外无法追回欠款，在内存货滞销、公司运营模式暴露出不少的问题，似乎已经“病入膏肓”、无力回天，甚至需要通过熔掉或者卖掉黄金表壳来支付员工的工资。
如何才能度过这个劫难？卖公司啊！时任董事的翡丽之孙阿德里安·翡丽与管理层商量之后，决定将公司卖掉来解决眼前的困难。当时有两位买家愿意买下百达翡丽，一家是之前为百达翡丽提供半成品机芯的积家，一家是表盘制造商斯登兄弟公司，百达翡丽的管理层最终选定了斯登兄弟，百达翡丽公司易主。
面对危机，阿德里安·翡丽尝试通过“节流”的方式来挽救，事实证明这一种方法对于亏损巨大的百达翡丽来说无济于事，斯登家族的手段要更为果敢一些。新东家一接手，决定重新开始制造半成品机芯，停止生产二等品和三等品时计。斯登家族在百达翡丽的这一转折点接手，使得百达翡丽免于覆灭之灾。
安东尼·百达和尚·阿德里安·翡丽创造了百达翡丽，斯登家族将其延续下去。
斯登兄弟做的第二个重要的决定，是罢免翡丽之孙阿德里安·翡丽，并且启用尚·菲士德（Jean Pfister）为技术总监。
1933年，百达翡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在严重的经济危机困境中进行变革生存，占据有利位置，为后期的复兴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。在这一段时期中，百达翡丽还确立了另外一个主要特色：为时计编号。在斯登时代之前，时计没有名称，款式没有命名，但是因为市场上已经有钟表厂商为时计编号，这样更加方便顾客咨询，为了顺应时代和市场的需求，百达翡丽也为时计进行了编号。
作为表盘制造商的斯登兄弟对于钟表的技术、生产流畅并不熟悉，这一领域恰好是尚·菲士德所熟知的领域，双方的默契配合推动百达翡丽在经济危机中大胆变革，改革古老的公司运营模式、制造自产机芯，终于使得百达翡丽扭转了局势，得以生存下来。
20世纪70年代，石英危机到来，对瑞士钟表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。相比于经济大萧条那会儿，石英危机对百达翡丽的冲击并没有那么大。
1968年巴塞尔钟表珠宝展上的百达翡丽展台，展出了经典表款和石英技术产品
在石英危机中，百达翡丽开始发展石英技术，参与了Caliber Beta 21石英腕表机芯的开发，虽说如此，百达翡丽始终坚持不生产以LED或LCD屏幕显示时间的石英腕表。当时大家都在追捧石英腕表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斯登家族第三代掌门人菲力·斯登就比较清醒。
百达翡丽并没有将重心放在石英机芯上，而是继续生产新款机械机芯以及具备万年历功能的复杂时计。石英机芯告诉了人们时代的瞬息万变，机械机芯凝结了先辈们的智慧，并非能够轻易被石英机芯所取代。百达翡丽沉淀了130年的历史，是回击石英时代最锋利的武器，是百达翡丽的价值所在。
70年代下半期，经济形势更为严峻，盛极一时的瑞士钟表业出现大雪崩，市场份额远远小于日本和香港，百达翡丽不得不采取部分裁减措施。
Caliber 240机芯的诞生在百达翡丽现代腕表发展历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石英腕表使得纤薄成为可能，菲力·斯登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一点，来弥补百达翡丽纤薄机芯的空缺。这枚机芯的典型特征就是采用了微型自动盘，大家对此应该并不陌生，微型自动盘采用了22K黄金材质，来弥补因为减少体积导致的重量损失，同时还采用了单向上弦来进一步减少摩擦力和损耗。Caliber 240机芯更加适合厚实一点的时计，比如1976年推出的鹦鹉螺。
石英时代经历了浮华之后，人们又开始回归机械时计。深厚的历史以及独具匠心的工艺，才能实现永恒。1980年百达翡丽有一则关于Ref.3540万年历时计的广告，引言如是写道：“昔日超群工艺，今日收藏家欣物，明日博物馆藏品。”
如今，在位于日内瓦的百达翡丽博物馆中，修复古董时计的大师传承了传统深厚的制表工艺，将百达翡丽的历史呈现给我们。
2014年，泰瑞·斯登从父亲菲力·斯登手中接过接力棒，菲力·斯登已然将公司打理得井井有条。2018年，百达翡丽新大楼拔地而起，这一项目给这家制表商带来了巨大的改变，谁曾想，在三年前，泰瑞·斯登还在为这个项目感到头疼。
5亿瑞郎就这样砸下去，泰瑞·斯登有着斯登家族一直以来的魄力。这座新大楼里可以容纳一个学院，毕竟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，工匠流失的情况很严重，这所学院能够培训新的人才，来延续百达翡丽的百年传统。在行业不断变化的环境下，百达翡丽看重历史的传承，也是其保持在制表界地位的重要举措。
当然，保护传统制表工艺的同时，百达翡丽也在引进现代的技术和流程。传承与创新，百达翡丽维持着和过去的桥梁，也在不断地构建自己的未来世界。
盖上《百达翡丽传记》，不禁一阵感叹。跨越将近两个世纪，百达翡丽并没有被淹没在时代的潮流中，反而在逆境中重生，流传百年。百达翡丽之所以能够称为“表王”，是其深厚悠久的历史、不断精进的制表工艺、严苛的制表品质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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